我的大学梦

发布时间：2020-11-30 17:07:39 作者：林保健 发布者：zhongqiuyueming 浏览次数：1447  类别：我的随笔  

 

1979年元宵节刚过。我背着行囊，怀揣着洛阳师专的入学通知书，沿着崎岖坎坷的山路，去上孤灯村坐公共汽车。我要去洛阳师专报到入学了。

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县里的公共汽车只通到上孤灯村，因为这里有个大型国有企业，叫洛阳铝矿。从谷堆村到上孤灯村大约15华里山路，得翻过几架山，越过几道沟，需要走一个多小时。春寒料峭，冷风嗖嗖，但我心中却暖意融融，充满着对美好未来的希冀和向往。此时大脑里盘旋着一个意念，我的大学梦终于变成现实了。心怀喜悦，脚下生风，一步一步地把坎坷的山路抛在身后。

我的大学梦始于少年时期母亲一句炫耀性的戏言。小时候，我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在学校总是考试****。街坊邻居夸我聪明，母亲也有些得意，就跟人开玩笑说：“我家二小子长大要去北京上大学的。”我知道这是母亲的心理期待，也成了我人生的****个梦想。

然而，命运捉弄了我。在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级各类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我读书学习的黄金岁月被荒废了，大学也停止招生了，我的大学梦想自然也被随风而去。

种子播进土地，遇到适宜环境，就会冒出头来。好像是在1967年秋天，或者是1968年春天，听说有人在新安县铁门镇办了“豫西红卫兵大学”，马上开始招生。我的大学梦竟然像惊蛰后的虫子，蠢蠢欲动。然而跑去一看，所谓的“豫西红大”只是社会混乱时期，几个大学毕业生想创立事业的一种人生冲动。对于求学心切的我来说，它只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幻影。幻影很快消失，我的大学梦也迅速无影无踪。我在《荒废了的黄金岁月》里写到了这个事件。

1973年，就在我高中毕业，成为回乡知识青年的时候，沉寂多年的大学又开始招生了。当时的招生政策是推荐加考试，“白卷英雄”张铁生就是那一年涌现出来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是没有资格被推荐的，必须得有两年以上的社会实践经验。尽管自己没有资格被推荐，但毕竟给了我一线希望。1974年，我们村的初中毕业生林崇周被推荐到豫西师范学校学习，这对我上大学的梦想又是一个强化。

好不容易熬到1975年，又到了大学招生的时候，担任民办教师的我，被大队推荐到石寺公社参加讲评。上大学的期盼使我走出失去母亲的悲伤，沉浸在对未来的幻想中。在石寺高中操场边的树荫里，我和各大队推荐上来的十几位备选对象，面对各大队干部、各学校校长、还有公社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分别进行了自我推介，然后由参加会议的人员投票推荐。不知道推荐的依据是什么，只知道我被推荐掉了；被推荐上的大都是初中毕业生，其中原委我确实说不清楚。我由原来的信心百倍，顿时变得心灰意冷。这样的招生政策对我这种无权无势家境贫寒的绝对草根是非常不利的。形势比人强。我无法改变政策，只有认命，继续当我的民办教师。

两天后，公社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又通知我去县里参加面试，说是还有几个体育专业的学生没有招满，公社推荐了我。我顿时心头一热，体育就体育，到学校也许能够调整专业。于是就跑到上孤灯，坐公共汽车到了县招办，交了5角钱，填了表，随工作人员到城关大操场进行体育面试。负责面试的老师是豫西师范的，身材高大健壮，普通话很好。说实话，我从小身体发育不好，体育不是我的强项。轮到我的时候，老师要我跑了百米，做了带球上篮的动作，就算完成了测试。在县招办，我了解到只有两个指标，有好几个人参与竞争，而且人家都是家长带着去的，看那架势经济能力都还不错。显然我不是他们对手，于是决定急流勇退，体检也没有参加，就悄悄回家去了。这一年高招推荐，我经历两次希望幻灭的过程。也许今生大学与我无缘，我自解自劝，自我安慰！

1976年大学招生推荐的时候，我没有再报名，我不想参加这种凭关系上大学的游戏。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奶奶辞世，我的家庭情况更加糟糕，迫切需要一位家庭主妇，我把大学梦远远地抛到一边，我要结婚成家了。

就在我不再做大学梦的时候，1977年，邓小平复出了，大学恢复招生考试了。这年秋天，许许多多知识青年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为这一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出现而欢呼，然而我没有报考资格。因为招生文件规定，“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婚否不限，而其他考生则是年龄在25岁以下，未婚。我不是“老三届”，而且结了婚。我只能暗暗感叹命运不济，对那些欢天喜地积极备考的同龄人，投以艳羡的目光。

但是我的大学梦并没有彻底破灭，而是深深地埋藏心底，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再次冒出。1978年5月，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政策在报纸上公布。拿到报纸，我逐字逐句地认真阅读，潜意识里要从字里行间发现点什么。忽然，我在有关报考资格的文字里找到了这样一句话：年龄在26周岁以上的已婚青年也可报考。顿时眼睛一亮，不是“老三届”的已婚青年也可报考了。太好了！虽然我实际年龄为24周岁，但是我可以按26周岁报名啊。于是，我回家和妻子谈了我的想法，妻子很支持我去报考。尽管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儿子。

报名需要到公社民政办公室开证明。那时石寺公社管民政的干部叫高克和，人很好。1973年我父亲患破伤风在石寺卫生院住院时，我找他领取过照顾款。当我把要报考大学，请他开年龄证明时把我年龄写大两岁的想法告诉他时，他笑了，说：“别人都是想把年龄改小点，你却要改大点儿，奇怪。”说着按照我的要求开了年龄证明。很快，我报名成功，不久拿到了准考证。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紧张的备考。作为初中毕业班的数学教师，我的学生要参加中招考试，我得给他们辅导数学，同时我自己也要抓紧复习有关考试科目。

1978年的高考分文理两大科类。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五门；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也是五门。在报考时，我选择了文科。其实我挺喜欢数学的，我在高中时，数学课经常考****。但我的物理、化学基础知识太差了，差到我连一点自信都没有。文科的地理、历史，其实我学得也不好，或者说就是根本没有系统的学过。因为我们的中学阶段太儿戏，太寒碜。好在我喜欢看书，在自我感觉上，历史、地理还稍微好一点。同时，觉得历史、地理知识识记性内容比较多，临时突击可能还会有点效果。

麦收过后，离高考时间还有一个来月，每天一有空，我便抱着找来的复习资料来到畛河边的大柳树下，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读、背、写、记。我集中全部精力，似懂非懂地死记硬背。理智告诉我，这是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机会，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我必须抓住，绝不能让它失去。为母亲的期盼，为全家人未来的幸福生活，为自己人生的前程，我必须刻苦努力。

1978年的高考考点，分设在各个公社。而我却被编入了城关高中考点。也许因为我是已婚考生的缘故。高考那天夜里，新安县城大雨倾盆，早上赶到考点，考场内积水很多，考点老师正组织人在往外排水，我自然也参加其中。我们考场可能是尾试场，只有13名考生，座位稀拉拉地排开，绝对的单人单桌；而其它考场都不是单人单桌。不过那时考风很好，没人作弊。考试期间，我的心情非常平静，应该说做到了正常发挥。

成绩公布了，我的高考总分为323.8。但是，我落榜了。当年文科的大专线是290分，本科线是300分。而我因为是已婚考生，分数线提高50分，也就是说我必须达到340分才能上大学。这抬高的50分，像一根飞来的闷棍，把我狠狠地打懵了。

我心灰意冷，不愿和人说话，也不想听亲人的安慰。坐在村子后沟的石堰边上，我心情烦躁地从地上捡起一块儿石头，用力朝远处扔去，借以发泄我心中的烦闷。虽然我不是****次美梦破灭，但1975年那一次推荐落榜对我打击不大，因为那时我没有参加高考，没有显示我的实力，对于凭关系走门路上大学，那不是我的强项，落榜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可这一次不一样了，我参加高考了，我的成绩不错，是人为提高的50分把我排除在外的。

1977年高考就是两道分数线，因为“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实力太强，他们和其他考生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即使只读了一年高中闹了两年革命的68届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初中知识也是相当扎实的。所以，在高考划线时，对“老三届”提高了100分。到1978年沿袭了去年的政策，只不过两道线的差距由100分变成50分了。因为我是已婚考生，显然是把我也划到“老三届”里边了。可我跟他们怎么能比呢？我小学没有毕业文化革命就开始了，中学三年又是在混乱中度过，哪有他们的实力呢？和同龄人相比，我确实不甘示弱，但是和“老三届”比，还真得甘拜下风。石寺公社的民师中间，就有几个“老三届”，我见识过他们知识功底的厚实。此时，我真的对自己慌慌忙忙结婚有点后悔了。不结婚，1977年我就一定考上大学，甚至会录取得更好。回头想想，我不能光顾自己，我上面还有两层老人呢！

我又一次想到了命运。一个人的命运是上天安排的，你根本无法抗争，只能在这样的命运格局内，去能动地做出自己的努力。文革结束了，土地承包了，高考恢复了，禁锢取消了，一切都拨乱反正了，整个社会正在生机勃发，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美好。我没有理由消沉，天生我才必有用。允许已婚青年参加高考也许只是权宜之计，明年很可能限制已婚青年报考，我可能永远与正规大学失之交臂，但是我可以自学，可以参加函授，可以通过努力为自己赢得一个转为公办教师的机会。

终于，我从大学梦再次破碎的阴影中走出。在谷堆学校狭小的民师办公室里，我心情平静地整理在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时买来的数学自学书籍。我买了十几张大白纸，折叠割开，装订成几个16开的练习本，准备系统地自学初中高中数学，力争让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初中数学教师。帮助我走出心理阴影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石寺公社的中招考试成绩揭晓，我带的学生中招数学成绩，位居全公社十几个校口第三名，而前两名分别是蒿子沟和贾沟，这两个学校的数学老师都是1966年高中毕业生，能和他们所教学生的成绩相去不远，我得到了些微的心理安慰。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我刚刚起床，还没有顾上洗脸，石寺公社文教干事王金耀闯进我家院子。王金耀是工作非常深入的一位干部，知道我高中毕业成绩****名，对我一直很器重。1975年大学招生，我在公社没有被推荐上，他曾表示遗憾，后来将我补上，参加体育生选拔，就是对我的关照。我看他一进门满面春风的样子，心中感到非常惊讶：“王干事这么早就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赶紧搬凳子让他坐下。他高兴地说：“给你送表来了。大喜事，邓副主席要求高考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提高50分那道分数线取消了，你也能去上大学了。”

真是喜出望外！我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听王干事交代怎么填表，怎样政审，往哪交表，以及怎样体检，等等注意事项，一一用笔记下来。送走了王干事，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邓副主席英明！邓副主席英明！我高兴，妻子高兴，全家都高兴！我终于有望大学梦圆了。

我报两个志愿，一个是郑州大学中文系，一个是洛阳师专中文系。这两个学校都离家不算远。尽管我的分数不算低，但已婚考生是我的一个劣势。郑州大学最低控制线为300分，我超出23分多，但没被录取。我让一个同学到洛阳师专打听，确切得知我被录取到洛阳师专中文专业。

接下来是漫长地等待。后来才知道，洛阳师专1978年刚刚被国务院批准恢复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由于上级要求尽量挖掘潜力扩大招生，中文专业又扩招了一个班，师资力量不足，需要到处挖掘人才。给我们上课的叶鹏老师、张人表老师、许可权老师、宗君方老师，都是埋没基层多年，当年被抽调过去的。

一直等到1978年底，我终于接到了邮递员送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那时，我还在谷堆学校给初中学生上着数学课，我坚持把这一学期的工作结束，才彻底离开了谷堆学校，做去洛阳师专报到入学的准备。

我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了，尽管这是打了折扣的。我在心里暗暗地想。